說自主權這個詞“敏感”，其實一點也不“敏感”。一方面，教育界對辦學“自主權”的呼聲向來就沒間斷過，另一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也在開始不斷地探索如何放權。
在近日舉行的高職院校“后示范”發展研討會中，自主權這個“敏感”話題再度成為熱議的焦點，與會者也在爭論中達成共識：請政府放權。
其實，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出現了“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提法，2010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也再次提到，但20多年來，辦學自主權的夢想一直還沒有真正實現，在某些地方行政化力量辦學的現象甚至愈加惡化，可見其有效地落實依然任重道遠。
今年兩會期間，本屆政府改革的方向說得很明確——“轉變職能，重在向市場、社會放權”，實現“小政府、大社會”；3月，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會上也表示，教育部門放權有兩個，其中之一就是所有政府要向學校放權，特別是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
可以說，“放權”一度成了近段時間媒體的關鍵詞。近兩年，全國多個城市開始試行政府購買社會公共服務，向社會組織轉移和讓渡部分職能。就高職教育而言，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應不斷地學會如何放權，如何有效地監管，研究制定相關的政策與文件，與此同時，一個新的嚴峻的問題也正在出現，政府“放權”之后，高職院校是否已經作好充分的準備以“接權”？
這些年來，行政化力量辦學可謂是深入骨髓，政府管得過死，早已造成“千校一面”的尷尬局面，導致這種辦學模式使得學校始終圍繞政府打轉，根本沒有養成“自主性”的習慣，一旦政府將政策放開，也極有可能使得高職院校隨意性地為我所用，變得毫無章法可循。為此，為了避免政府“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發生，“放權”也要有一個完善的基礎，那就是學校要學會自律。
教育部職成司高職高專處處長林宇說，現在都強調高校辦學自主權，但是我們在實際工作當中，很多學校實際上是存在等和看的心態，作為高校自身，如何去規劃自己的發展，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學校自己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僅僅是等著看上面怎么做。
求取辦學自主權，在高職院校來說本就無可厚非。從政府層面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放”字上做文章，而從高職院校來講，更在于一個“接”字，要將那些權力接得下來、接得起來，是高職院校必須要做足的功課。
說到底，辦教育應該遵循教育規律和人才成長的規律，教育應該回歸常識，回歸教育的原點，高職院校要學習的東西仍然有很多。比如，從入學來講，高職院校更應思考如何改變招生制度，真正地選拔出合適的人才，讓更多的學生切切實實發揮其才智；在教學中，如何做到更新教育和教學理念，因材施教、分類培養，使得學生從各種教學改革和項目建設中受益；在管理方面，高職院校應該思考如何提供安全、經濟和高效的校園……
其實，這些看似新穎的問題不過是老生常談——高職院校應加強“內涵建設”。雖說“后示范”時代高職教育應該回歸淡泊和寧靜，但是，作為學校的發展和建設來講，應力求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比如，需要一個具體的時間期限、實施的步驟和方法、評價的標準，而非進入一種無目的、無意識化的狀態。畢竟，自律的前提就是要有具體的要求，這種自律應該是一種習慣和生存狀態，固化下來，成為高職院校求取進步和發展的內在驅動力。（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