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目標，并對職業教育提出“增強職業技術教育適應性”的明確要求。2019年11月，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在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成立職業能力重構研究中心，開展職業能力重構研究與實踐，以解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的當務之急。
走出職業能力重構的路徑依賴
職業能力重構是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技術變革，通過調整、改革，形成的技術技能人才供給和需求耦合實現機制，既包含宏觀層面的改革，如調整專業布局、改革技術技能人才供給模式、打通職前職后培訓等，也包含微觀層面的改革，如課程內容重構、教學模式重構等。
個人的職業能力重構有兩種模式：一是能力進化，是能力提升的量變過程，是原軌重構；二是能力轉換，是能力增長的質變過程，是換軌重構。組織的職業能力重構還有第三種模式——能力替代，即打破原有人員結構，組織新的人員隊伍，完成組織職業能力重構。這三種重構模式之間相互聯系、互為表里：個人和組織的能力轉換要依賴于能力進化，而組織的能力替代，對于原有組織成員來講需要完成個人能力進化或能力轉換才能再次就業，而新組織成員則是通過能力進化或能力轉換后得到了新從業機會。
回顧職業教育歷史，無論是古代學徒制、官府培訓，還是現代學校職業教育，其慣性的職業能力重構路徑是：個人通過職業培訓完成能力進化，組織通過組織成員的自然替代獲得能力轉換或能力替代。由于技術變革周期較長，在技術持續階段和技術變革階段，這種重構路徑可以滿足經濟社會需求，對技術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但由此也形成了路徑依賴，對我國當下的職業教育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被動性。大多數時期的職業教育是基于工作本位開展“跟隨式”職業教育，跟隨的是企業實踐。如果科學有了新發現、技術有了新突破，但尚未產業化，就沒有進行職業分析的基礎，通常是不設置相關職業培訓的。這種“被動跟隨”是對工作本位理論的狹隘理解，也限制了職業教育的創新活力。
二是盲目性。在路徑依賴下，職業教育主要完成個人的職業能力進化，能力轉換則成為薄弱環節，形成職業教育的盲目性——不管教育對象具有什么工作特質，有什么工作需求和工作經歷，用同樣的人才培養方案開展無差別職業教育。
三是遲緩性。從社會上出現新的職業到設置或改造相關專業，從企業轉變工作流程到教學內容做出相應調整，從工廠設備升級到學校實訓設備相應更新，再到培養出合格的技術技能人才，至少需要三年時間。在技術快速發展的當下，就形成了人才供給的結構性矛盾。由于職業教育反應遲緩，原有的職業能力重構路徑不能快速反饋企業對人才的需求。
新時代加強職業能力重構的必要性
技術快速進步是當今時代的標識，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指數級而不是線性速度在發展，技術迭代間隔已經小于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形成幾乎人人需要職業能力重構的社會現狀。
在智能化時代即將到來的今天，行業的數字化轉型、網絡化重構和智能化提升方興未艾，必將促使新職業不斷涌現，陳舊職業不斷淘汰，在這一趨勢下，機器留給人類多少就業空間？在人工智能時代，就業崗位具有哪些特征？我們原來的職業能力培養方式能否適應這一變化？這都需要加強職業能力重構研究。
農業時代與工業時代的遺痕是崇尚穩定工作，而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則盡可能將職業與個人興趣相融合。隨著“職普融通”教育體系的逐步形成和網絡空間的拓展，這種擇業模式正在付諸行動。比如，出現了“斜杠青年”，他們同時選擇實體和網絡多重職業，以興趣拓展職業路徑。再比如，每年都有本科畢業生報考高職院校，初衷基本是為了轉換職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搶抓新一輪工業革命機遇，構建數字驅動的產業新生態。這是國家戰略，要求職業教育要加快完成新業態下的職業能力重構，搶抓機遇期，還要與產業需求側實現結構要素全方位融合，與科技、產業相互配合，形成創新合力，通過職業能力重構為匯聚發展新動能提供人才支撐。
職業能力重構視角下高職教學的路徑選擇
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借鑒了許多國外先進經驗，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但過度依賴企業的傾向也形成了諸多問題，比如先進技術進教材難、進課堂難，企業對校企合作并不熱心等。為搶抓機遇期，實現國家賦予職業教育的任務，就要縮短職業能力重構的中間環節，將教學內容由“源于企業”變為“源于技術”，將新技術的轉化創新環節納入教學內容，師生共同參與從技術到工藝的創新過程，實現校企共同發展。
我國目前的專業設置與職業、崗位（群）有較高的匹配度，但要應對當下流動多變的就業模式顯得力有不逮。高職院校要探索支撐產業發展辦專業的模式，伴隨新經濟發展設置專業，且專業要適度超前，讓專業“寬”起來，與產業需求更好地融合。
工作本位指導下，我們的教學資源傾向于與現實工作相一致，“仿真”仿的是現實中的“真”。因此，我們還要增加為未來而“仿真”的教學任務，可以稱為“虛設”教學任務。比如增加虛設實訓項目，它并非源于企業已有崗位、已有工作，而是教師或學生根據新技術發展預測出的工作流程、工作任務，學校由此提供相應的教學資源，師生共同在線上、線下完成教學任務。
當前在校園學習的學生注定要面臨轉換工作的挑戰。從學生個體講，如何更大程度上保障學生在將來的職場中不“掉隊”？讓學生持有創新意識，具有創新能力？擁有更深厚的職業能力重構基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創新的鏈條中，高職院校不應缺席。
在就業導向下，我國高職院校普遍認同“無縫對接”的育人理念，即學生出了校門就能到企業上手工作，這是正確的，但又是不全面的?！盁o縫對接”更注重當前，高職院校還要兼顧產業未來的需求，為產業的發展做人才儲備。
中國是擁有全工業體系的國家，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能與之靈活適應的人才結構，終身教育地位凸顯，迫切需要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渠道更加暢通、方式更加靈活、資源更加豐富的終身學習體系。高職院校有優勢、也有責任承擔這部分任務。
在新技術、新產業、新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職業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展與改革期。加強職業能力重構研究與實踐，能夠促進職業教育質量的提升，提供更切合產業需求的技術技能人才，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實現國家戰略要求。
（來源：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網，作者單位：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職業能力重構研究中心，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走出職業能力重構的路徑依賴
職業能力重構是職業教育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技術變革，通過調整、改革，形成的技術技能人才供給和需求耦合實現機制，既包含宏觀層面的改革，如調整專業布局、改革技術技能人才供給模式、打通職前職后培訓等，也包含微觀層面的改革，如課程內容重構、教學模式重構等。
個人的職業能力重構有兩種模式：一是能力進化，是能力提升的量變過程，是原軌重構；二是能力轉換，是能力增長的質變過程，是換軌重構。組織的職業能力重構還有第三種模式——能力替代，即打破原有人員結構，組織新的人員隊伍，完成組織職業能力重構。這三種重構模式之間相互聯系、互為表里：個人和組織的能力轉換要依賴于能力進化，而組織的能力替代，對于原有組織成員來講需要完成個人能力進化或能力轉換才能再次就業，而新組織成員則是通過能力進化或能力轉換后得到了新從業機會。
回顧職業教育歷史，無論是古代學徒制、官府培訓，還是現代學校職業教育，其慣性的職業能力重構路徑是：個人通過職業培訓完成能力進化，組織通過組織成員的自然替代獲得能力轉換或能力替代。由于技術變革周期較長，在技術持續階段和技術變革階段，這種重構路徑可以滿足經濟社會需求，對技術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但由此也形成了路徑依賴，對我國當下的職業教育發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被動性。大多數時期的職業教育是基于工作本位開展“跟隨式”職業教育，跟隨的是企業實踐。如果科學有了新發現、技術有了新突破，但尚未產業化，就沒有進行職業分析的基礎，通常是不設置相關職業培訓的。這種“被動跟隨”是對工作本位理論的狹隘理解，也限制了職業教育的創新活力。
二是盲目性。在路徑依賴下，職業教育主要完成個人的職業能力進化，能力轉換則成為薄弱環節，形成職業教育的盲目性——不管教育對象具有什么工作特質，有什么工作需求和工作經歷，用同樣的人才培養方案開展無差別職業教育。
三是遲緩性。從社會上出現新的職業到設置或改造相關專業，從企業轉變工作流程到教學內容做出相應調整，從工廠設備升級到學校實訓設備相應更新，再到培養出合格的技術技能人才，至少需要三年時間。在技術快速發展的當下，就形成了人才供給的結構性矛盾。由于職業教育反應遲緩，原有的職業能力重構路徑不能快速反饋企業對人才的需求。
新時代加強職業能力重構的必要性
技術快速進步是當今時代的標識，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以指數級而不是線性速度在發展，技術迭代間隔已經小于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形成幾乎人人需要職業能力重構的社會現狀。
在智能化時代即將到來的今天，行業的數字化轉型、網絡化重構和智能化提升方興未艾，必將促使新職業不斷涌現，陳舊職業不斷淘汰，在這一趨勢下，機器留給人類多少就業空間？在人工智能時代，就業崗位具有哪些特征？我們原來的職業能力培養方式能否適應這一變化？這都需要加強職業能力重構研究。
農業時代與工業時代的遺痕是崇尚穩定工作，而網絡時代的年輕人則盡可能將職業與個人興趣相融合。隨著“職普融通”教育體系的逐步形成和網絡空間的拓展，這種擇業模式正在付諸行動。比如，出現了“斜杠青年”，他們同時選擇實體和網絡多重職業，以興趣拓展職業路徑。再比如，每年都有本科畢業生報考高職院校，初衷基本是為了轉換職業。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搶抓新一輪工業革命機遇，構建數字驅動的產業新生態。這是國家戰略，要求職業教育要加快完成新業態下的職業能力重構，搶抓機遇期，還要與產業需求側實現結構要素全方位融合，與科技、產業相互配合，形成創新合力，通過職業能力重構為匯聚發展新動能提供人才支撐。
職業能力重構視角下高職教學的路徑選擇
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借鑒了許多國外先進經驗，促進了職業教育的發展，但過度依賴企業的傾向也形成了諸多問題，比如先進技術進教材難、進課堂難，企業對校企合作并不熱心等。為搶抓機遇期，實現國家賦予職業教育的任務，就要縮短職業能力重構的中間環節，將教學內容由“源于企業”變為“源于技術”，將新技術的轉化創新環節納入教學內容，師生共同參與從技術到工藝的創新過程，實現校企共同發展。
我國目前的專業設置與職業、崗位（群）有較高的匹配度，但要應對當下流動多變的就業模式顯得力有不逮。高職院校要探索支撐產業發展辦專業的模式，伴隨新經濟發展設置專業，且專業要適度超前，讓專業“寬”起來，與產業需求更好地融合。
工作本位指導下，我們的教學資源傾向于與現實工作相一致，“仿真”仿的是現實中的“真”。因此，我們還要增加為未來而“仿真”的教學任務，可以稱為“虛設”教學任務。比如增加虛設實訓項目，它并非源于企業已有崗位、已有工作，而是教師或學生根據新技術發展預測出的工作流程、工作任務，學校由此提供相應的教學資源，師生共同在線上、線下完成教學任務。
當前在校園學習的學生注定要面臨轉換工作的挑戰。從學生個體講，如何更大程度上保障學生在將來的職場中不“掉隊”？讓學生持有創新意識，具有創新能力？擁有更深厚的職業能力重構基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創新的鏈條中，高職院校不應缺席。
在就業導向下，我國高職院校普遍認同“無縫對接”的育人理念，即學生出了校門就能到企業上手工作，這是正確的，但又是不全面的?！盁o縫對接”更注重當前，高職院校還要兼顧產業未來的需求，為產業的發展做人才儲備。
中國是擁有全工業體系的國家，在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迫切需要能與之靈活適應的人才結構，終身教育地位凸顯，迫切需要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渠道更加暢通、方式更加靈活、資源更加豐富的終身學習體系。高職院校有優勢、也有責任承擔這部分任務。
在新技術、新產業、新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職業教育進入了全新的發展與改革期。加強職業能力重構研究與實踐，能夠促進職業教育質量的提升，提供更切合產業需求的技術技能人才，增強職業教育適應性，實現國家戰略要求。
（來源：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網，作者單位：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職業能力重構研究中心，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